刑事受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依据

一、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概述
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，是指对那些因受到犯罪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失，且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，并因此陷入严重生活困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属，由国家通过法律程序给予其一定的物质弥补的方式，有关刑事被害人之补偿的对象、范围、原则、机构及补偿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规定的总和。至今中国还没有这样一部法律，但是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急需它的救助。笔者将对现行的各种学说进行综述比较，力求阐释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，为建立这一制度可行性作出铺垫。

二、综述各种学说

(一)国家责任说

该学说认为，被害人之所以受到侵害，完全是由于国家没有尽到保护义务，根据权利义务理论的原则，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这种学说的基础是社会契约理论。

(二)社会保险说

该学说认为，国家对于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。人们平时缴纳税金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向国家购买保险。边沁认为：“这种公费补偿责任建立在一条公理之上，一笔钱款分摊在众人之中，与在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身上相比，对每个捐赠者而言，实在微不足道。”①

(三)社会福利说

社会福利说认为被害人遇害后，在刑事诉讼中，几乎被法官遗忘了。因此，国家应当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害人给予道义上的扶持，使其不至于受到再次侵害。

(四)刑事政策说

刑事政策说认为，由于被害人遭受侵害，可能产生仇恨心理——即“恶逆变”，他们可能将仇恨转嫁到更多的无辜者身上，形成了恶性循环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应当给予补偿。

(五)社会正义说

各国刑法多采用经济刑与自由刑并用的惩罚模式。这样，会在实现惩罚目的的同时，无心中将犯罪人本来就很薄弱的经济实力削弱殆尽，使得被害人从犯罪人那里得到赔偿变得更加困难。为了纠正这一被扭曲的实现正义的方式，社会正义说的支持者们认为，有必要建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。维护司法正义作为立法的理由是毋庸置疑的。

三、对既有学说的思考、质疑

(一)社会契约论

契约双方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，而在采取暴力制止犯罪方面，国家与个人的法律地位怎能平等!再者，契约所涉及的因素比较简单、明确，违约的原因也有直接、间接之分，违约责任更是与违约原因(即违约行为)密不可分。虽然不能说国家对于每个人都提供者完全相同的保护，但是至少可以说其没有“故意”对某个人疏于保护。社会契约论过分强调国家对犯罪侵害应负的责任，而忽视了犯罪原因的复杂性。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虽然类似契约关系，可毕竟不是契约关系。

(二)社会保险说

如果行得通，我们可以直接设立一个新的险种，即刑事被害人补偿险。这样，保险公司通过一纸契约就能够胜任了。可是，我们凭借一般常识都知道，只有按时按价支付保险费，才有可能得到保险金。该学说将税金看作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，那么没有缴纳税金的人就不能获得赔偿。我们的社会不是人人都在缴税。对于没有能力缴税的未成年人，以及缺乏缴纳能力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，难道国家就能因此不承担补偿责任吗?这一学说存在其不可避免的缺陷。

(三)社会福利说

社会福利说以税收为资金来源，同时要求社会成员分担犯罪的成本与风险。该学说“扩大了福利国家的权力，助长了对‘政府家长主义’的依赖”。②并且，社会福利说认为，这种福利不是社会成员应享有的权利，仅仅将其从道义上进行解释。不是权利，就没有立法的理由。就现行的社会福利状况而言，社会福利扶持的对象多为社会弱势群体。而这些人群都可能成为被害人。那么，直接将被害人归来为各类受扶持人群即可，没必要单独设立一种福利。故，该学说欠妥。

(四)刑事政策说

刑事政策说认为，由于被害人已经在身心、财产方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，势必产生仇恨心理，被害人很可能会出现“恶逆变”的现象，将仇恨转嫁到更多的无辜者身上，形成了恶性循环。长此以往，将会产生“蝴蝶效应”——一个人的被害现象将会导致数个人的遇害，每个人遭受侵害的程度亦会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而成倍扩大。当一个人遇害转变为一群人遇害时，对于社会整体就不只是惩治个别犯罪人的问题了，它将面临着严酷的社会问题。另一方面，对于没有受到犯罪侵害的社会成员而言，可以起到一定的法制宣传作用和积极的教育功能。③

(五)社会正义说

在现实生活中，除了犯罪人因神志不清、复仇等主观因素占支配地位的犯罪行为以外，我们大都可以将犯罪的发生简化地归咎于经济窘迫。换言之，犯罪人之所以误入歧途，多半是因为现有经济状况难以维持生存。而各国刑法多采用经济刑与自由刑并用的惩罚模式。这样，会在实现惩罚目的的同时，无心中将犯罪人本来就很薄弱的经济实力削弱殆尽，使得被害人从犯罪人那里得到赔偿变得更加困难。为了纠正这一被扭曲的实现正义的方式，社会正义说的支持者们认为，有必要建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。维护司法正义作为立法的理由是毋庸置疑的。

四、小结

综上所述，除了社会正义说以外，似乎每一种观点都有道理。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它们只是从较浅的层面上论述，只能够作为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行性价值说明，如果硬要说成是立法的法哲学依据，就太过牵强了。因此，笔者虽然倾向于社会正义说的观点，但并非完全笃信以此就足以作为立法依据了。笔者认为，上述观点均有其合理之处，然而一种制度的建立基础不应当仅仅拘囿于几种理论学说，我们应当在确定重点的同时，取各家所长，使其互相弥补，发挥最大效用。